美术作品进行哈尔滨版权登记的用处

软件版权登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像美术一类的作品进行哈尔滨版权登记有什么用处呢？随着人们对文化艺术生活的要求提高，艺术品市场需求增大，交易市场日趋活跃，在书画艺术品交易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临摹品。但是，由于我国《著作权法》对临摹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没有明确界定，围绕临摹作品引发的著作权纠纷不断出现。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关于临摹行为和临摹品的法律性质也不明朗，对于临摹品是否享有著作权法律界存在疑惑和争议。

在我国著作权登记采取的是自愿原则。不经过登记的作品也同样享有著作权。但值得提醒的是，一旦出现版权纠纷，在版权登记机构进行过登记的作品就更易得到法律保护。在对包括书画艺术品在内的作品保护过程中充分发挥作品著作权登记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实践中，作品著作权登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说，能够帮助著作权人确定和明确著作权归属，避免今后因为权利归属问题发生纠纷；在著作权人被侵权需主张自己的权利时，登记的事项可作为拥有权利的初步证明；在授权时将登记的内容作为拥有权利的证明。

虽然著作权登记在法律上并不是一个绝对性的证据，但至少对艺术家作品的真伪、创作的年份和作品的数量是能够形成保护的。所以具有独创性尤其是具有市场价值的作品最好是进行版权登记。

著作权保护对象是谁？

有读者向小编提出疑问，著作权的保护对象有哪些呢？著作权保护分为主体与客体，著作权主体一般为作者，即直接创作作品的人。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著作权保护的相关材料。

著作权保护主体1、公民。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作者可依法成为著作权的主体。2、法人。由法人主持，代表法人意志进行创作，并由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视为作者。3、非法人单位由非法人单位主持，代表非法人单位意志进行创作并由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4、外国人。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的，依法享有著作权。5、国家。（1）国家接受已故作家遗赠作品著作权。（2）古籍作品无作者或作者不明确。（3）国家将某些作品收归国有。（4）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变更或终止后，其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在保护期内，无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的。特殊情况下，合作作品、编辑作品、职务作品、委托作品、演绎作品、电影作品和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则需依法确定著作权人。

著作权保护客体1、文字作品。2、口述作品。3、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4、美术、建筑作品。5、摄影作品。6、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7、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8、计算机软件。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10、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期限著作权的期限是指著作权受法律保护的时间界限。著作权中各种权力的保护期限为：(一)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二)公民的作品，除(一)中包括的权利外，其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所有权利，其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除外)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除(一)中包括的权利外，其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所有权利，其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本法不再保护。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摄影作品，除(一)中包括的权利外，其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所有权利，其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本法不再保护。

著作权法送审稿拟将罚款数额提至5倍

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了罚款的数额，将罚款的倍数由非法经营额的3倍提高为5倍，将10万元提高为25万元，并增加了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手段，特别是查封扣押权。对实用艺术作品予以25年保护为解决实践中著作权的确定性问题，送审稿对著作权保护的权利客体、权利内容、权利归属和权利保护期等方面进行了修改。

送审稿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关于作品的定义上升为法律规定；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更名为"视听作品"，取消相关权客体"录像制品"的规定；增加"实用艺术作品"，赋予其二十五年的保护期；将"计算机软件"修改为"计算机程序"，以文字作品保护计算机文档。

送审稿对权利内容进行了重新整合，主要修改有：将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十七项权利重新整合为十三项，取消修改权、放映权、摄制权、汇编权等四项权利，其权能分别由保护作品完整权、表演权、改编权和复制权涵盖；将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适用于非交互式传播作品，以解决实践中网络的定时播放和直播等问题，将信息网络传播权适用于交互式传播作品；相关权部分，增加表演者的出租权以及其对视听表演的获酬权，增加录音制作者对他人以表演和播放的方式使用其录音制品的获酬权，将广播电台电视台享有的权利由"禁止权"修改为"许可权"等。

送审稿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主要修改有：将现行著作权法关于视听作品的权利法定归属制片者调整为当事人约定优先，同时增加了视听作品作者的利益分享机制；确立职务作品的权利归属当事人约定优先的原则，同时针对不同的法定情形规定了相对方的权利；为解决在原件是作品的唯一载体的特定情况下，原件的灭失将影响著作权行使的问题，增加关于载体唯一性的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规定。

此外，根据国内相关团体的要求和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送审稿将摄影作品的保护期修改为作者终身及死后五十年。允许以数字化形式使用作品送审稿保持保护著作权人权利与促进作品广泛传播的一致性，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著作权授权机制和交易规则，主要修改有：增加关于著作权和相关权登记的规定，为降低版权交易风险、避免权属争议提供制度保障。

为有效解决著作权交易过程中"一权二卖"的问题，切实保护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增加关于专有许可合同与转让合同缔约过程中权利登记的规定，确保著作权交易安全。根据相关国际公约和社会各界意见，将现行著作权法五类著作权法定许可进行调整，保留教科书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将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两项法定许可合并为一项，取消录音法定许可。同时明确规定法定许可的适用条件以及违反法定义务的法律责任。

为适应数字网络环境下海量使用作品的需要，为解决特定情况下，著作权人查找无果但仍需使用作品的实际，增加相关规定，允许使用者在向有关机构申请并提存使用费后以数字化形式使用作品。为充分发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作用，既最大限度地保护数量最大但自身却又"无维权意识、无立法话语权、无维权能力"的广大著作权人权利，又破解使用者"愿意遵守法律、愿意通过合法途径获得作品授权、愿意承担付酬义务"但又不可能从"分布广、数量大"的权利人手中获得海量作品授权的困境，送审稿优化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设计，强化了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管。

传统出版业如何避免互联网版权纠葛

数字阅读时代的到来，让人们的阅读习惯从纸媒逐渐转移到了互联网平台。对传统出版行业来说，出版合同是出版权的来源，做好出版合同的审核管理，可以避免著作权法律风险，否则容易陷入互联网版权纠葛。

超出合同有效期出版构成侵权

【案例】2003年，盛某与A出版社就涉案作品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双方约定：合同有效期内，盛某授予A出版社在中国以图书形式出版盛某作品中文文本的专有使用权(含信息网络传播权)。盛某全权委托A出版社办理该作品的版权转让事宜。双方约定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2008年，《图书出版合同》到期，A出版社与盛某未签订新的出版合同，但仍通过某电子商务网站销售电子版图书，并获得相应的分成。法院认为，A出版社在合同到期后仍通过网站销售电子版图书，构成侵权。

【分析】出版者的权利是我国著作权法中的邻接权，以区别于作者享有的著作权。它依托于作者的著作权，又独立于作者的权利之外。作者创作作品是产生出版者权利的前提，一旦获得作者的专有出版权的授权，该项权利可单独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出版者的权利来源于作者的授权，因此出版者与作者签订的授权合同，是出版者权利的全部来源。超出合同范围的使用，构成侵权。出版者应当做好合同的管理工作，保证其专有出版权在合同有效期限内。

仅获得普通许可不能单独起诉

【案例】2005年，杨某与B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杨某将其作品的专有出版权授予B出版社。B出版社在此有效期内有权将著作稿以各种形式出版，合同还约定杨某同意并授权B出版社出版、发行合同所涉作品的电子版，并授权B出版社许可第三方出版、发行所涉作品的电子版。合同有效期内，B出版社因某数字图书馆侵权将其告上法院。法院认为，图书出版合同并未约定B出版社获得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独占许可，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就侵权行为提起诉讼，驳回了起诉。

【分析】起诉的原告应当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合同，B出版社获得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普通许可。只有在获得独占许可的情况下，才能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就侵权行为提起诉讼；如果B出版社获得排他许可，则可以与著作权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著作权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本案中，B出版社仅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普通许可，必须经权利人明确授权，才能提起诉讼。对出版社来说，取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何种形式的许可，应当认真审查，如果一开始签订的是普通许可协议，可以通过补充协议等形式，明确出版社可以单独维权的权利。

获得专有出版权并不当然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

【案例】2006年，张某与C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张某授予C出版社在合同有效期内，在中国大陆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其作品中外文本的专有使用权；C出版社一次性付酬一万元；张某不同意C出版社在互联网上发表上述作品；合同有效期至2007年12月30日。2007年6月8日，C出版社与某网络公司签订数字图书合作协议，授权网络公司以电子和网络形式向用户提供包括张某图书在内的合作图书的发行/借阅/展示等各项服务，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制作、复制和销售电子出版物等。张某起诉某网络公司侵权。法院认为C出版社获得的是涉案图书的专有出版权，并未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对网络公司辩称获得出版社的授权不予采信。

【分析】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专有出版权是两项不同的权利，前者是作者的权利，后者是出版者的权利。获得专有出版权，并不意味着当然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只有在作者明确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出版社时，出版社才可以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本案中，尽管作者并没有起诉出版社，但也给出版社敲响了警钟，出版社超出合同授权范围许可第三方使用可能构成侵权，而第三方亦可以因出版社的相关行为追究合同责任。